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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林卫斌认为，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本质是实现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逐步替代。2030年前主要做增量上的替代，2030年后是存量的替代，预计2040年新能源发电量超过煤电，成为第一大主体电源，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。在面向2060年新能源发电量超过60%的过程中，需要重点关注可行的技术路径、社会经济效益等问题，尤其是风电与光伏的发展路径，风光等新能源与传统煤电配CCS的技术选择等。

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所长李琼慧认为，目前国际形势、国内环境和气候条件等都在发生变化，新能源的大规模高比例发展不能一蹴而就，需要把握转型节奏，统筹考虑“能源安全性、可持续性、经济可承受性”三要素来构建更系统、更稳妥的发展路径。研究表明，2021-2030年，新能源开发采用“优化开发时序”相比“无序开发”模式，电力供应成本上升幅度可降低约1.6个百分点。应协调考虑新能源的消纳和保供问题，应考虑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与区域环境承载力的冲突，应通过市场机制来保证新能源的竞争力，应构建电力供应安全评估监测机制，应针对高比例新能源特点配置备用资源。李琼慧同时提出，“未来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中，储能与需求侧资源将逐步成为平衡备用的主力来源，传统电源不具备比较优势。”

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清洁能源研究院副院长饶建业提出，应在宏观的新型能源体系下，探索新能源的高比例发展路径。不同于欧美国家在达到基本饱和用电量情形下去发展新能源，实现转型，我国是在电力需求刚性高速增长的情形下去发展新能源，能源系统面临巨大的挑战。首先应尽可能的发挥新能源的系统作用，2021年我国新能源装机占比27%，但发电量占比12%、参与电力平衡占比2%，可见虽然新能源占装机占比显著提升，但对电力系统的支撑能力不足，对电力保供的贡献度较小。其次，随着新能源大规模、高比例的发展，合理的新能源利用率是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的，过高的新能源利用率会导致系统附加成本的快速上升，应该找到一个技术经济最优的平衡点。饶院长最后提出，新能源发展需要有法制上的保障，应充分根据新能源带来的新技术、新业态、新商业模式的特点，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运行提供法制保障。

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综合能源部主任工程师李少彦认为，发展新能源是实现能源本质安全的主要选择。我国将新能源转化为稳定电力供应的技术体系尚未形成，在发展空间、并网送出、安全运行、高效消纳、经济性等方面存在诸多挑战。在发展空间方面，由于能量密度低，新能源发展高度依赖土地，相比较于百万千瓦火电厂用地约800亩，同规模的光伏电站占地2.5-3万亩、风电场用地2000亩(外包络线15万亩)。新能源发展面临的土地约束开始显现，为此，应首先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预留出新能源发展空间，同时探索开发场地融合、多样化场景的发展模式。同时，确定合理的新能源利用率指标 很关键。以某省区为例的分析显示，将其新能源利用率控制指标从100%降低到94%，新能源装机容量可翻一番。因此，考虑一定的新能源弃电率，可降低电力系统灵活性建设、电网扩容等投资成本，同时提高新能源装机规模和投资收益。

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清洁电力高级顾问王万兴认为，新能源高比例发展需要兼顾成本和效率，保持合理的消纳是可行的选择。随着新能源比例的提高，原来的市场设计和市场规则已经遇到非常大的挑战。为适应新的形势和挑战，一些国家开始重新思考未来市场机制建设的方向，我国应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和吸取教训，结合国内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的特点，建设出适合我国新能源高比例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。